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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玉:木刻版画是他的根

2020/9/6 9:52:31 | 作者:林佳斌 | 来源: 艺术报

木刻版画,是黄永玉艺术创作的初心,也是黄永玉艺术的根。

1936年,黄永玉离开家乡凤凰,辗转多地。彼时,由鲁迅倡导的中国新兴版画运动兴起。在厦门集美中学就读的黄永玉因木刻家野夫《怎样研究木刻》一书的影响与美术教师朱成淦先生的鼓励,开启了自己的版画创作之路。没有受过专业训练的少年,却有着忠实于生活的敏锐认知与内化感受。故乡的河,舞动的风,抑或是细微至农田里金铃子与纺织娘合奏出的大乐章,皆在黄永玉手中的刻刀下化成了无限的浪漫情调与盎然诗意。

黄永玉曾感慨:“我一生百分之七十的时间,都花在木刻上。”他时常回忆自己在《大众木刻》杂志拿到的第一笔稿费时心跳不已的兴奋,清晰地记得省吃俭用3个月最终花了4元两角钱买到几把木刻刀的欢悦,以及自学摸索木刻创作的惴惴不安——毕竟那时候,不仅没有老师,甚至连写一封信去请教的对象也没有,一切全靠自己的悟性与探索。贫困的青年,只能用布团子代替油墨滚子,用锅烟调熟桐油代替油墨,就连木刻的一块梨木板子,也是用一幅《鲁班先师像》换来的。那时的黄永玉还不懂得木刻工作的意义,只浅尝到木刻创作带来的悸动与兴奋。如此,这位未来的艺术大师,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开始了自己的木刻生涯。

在这之后漫长的日子里,黄永玉去福建德化当过瓷器作坊小工,在泉州战地服务团做过会拉幕的美工,待在江西信丰民众教育馆工作,还跑到上海郊县做了一名中学教师。与当时许多美术青年一样,黄永玉用厚厚的帆布做了一个大背囊,里头装着木刻板、各种刻刀工具、几本书、一点钱和几件换洗的衣服。他不停地刻木刻,不停地流浪,不停地认识新朋友,又不停地离别。

1943年,黄永玉在江西遇见了一位美丽的姑娘。当时生计窘迫的他,正攒着手中仅剩的八角钱,为是该理发还是该买木刻板而发愁。了解情况后的姑娘买下了木刻板,送给了这位落魄的年轻艺术家。黄永玉仍记得,那块用粗纸包好的梨木板,刻下的那幅作品标题为《春天,大地的母亲!》,而那位善良的姑娘,也成为了他后来相守一生的妻子。

生活艰难困苦,而黄永玉从未放弃木刻。在江西信丰,黄永玉结识了诗人野曼、彭燕郊、黎焚熏等人,为他们的诗歌做木刻插图,开始崭露头角。他的木刻插图优美明快,饱满生动,线条简单圆润,极具装饰性。黄永玉擅长为各种诗歌、文学故事作插图,尤其是儿童文学,如童话、寓言故事等创作的大量成组插图更是独树一帜。刻刀下那些幽默的、诙谐的小人儿或动物们,活灵活现,趣味横生,却又不等同于儿童世界里纯真无邪的化身。对客观事物的敏锐观察,加以情感与想象的再创作,以此喻彼,以物喻人,这种天真趣味与讽刺现实的矛盾结合,赐予了这些童话插图更深层次的形式与意味。

此后,黄永玉开始有大量的机会为许多文学界的朋友作木刻插图,这包括了表叔沈从文的《边城》,范泉的童话故事的《神灯》,贺宜的《野旋的童话》,冯雪峰的《寓言》,叶圣陶的《叶圣陶童话选》,以及李白凤、彭燕郊、臧克家、陈敬容等人的诗歌等等。与此同时,在与文学家保持密切联系的过程中,黄永玉的木刻创作与文学创作也迸发出了丰富的灵感。1947年,黄永玉于《诗创造》丛刊发表诗歌《风车和我的瞌睡》并做同名木刻作品,这是他目前现有资料中发表最早的文学作品。画面里的少年惬意地躺在一片甘蔗田里,大小风车与潺潺流水交汇,繁茂的硕果压弯了枝叶,与诗中“大风车溜溜地转,快活地滑溜溜转”彼此呼应。这种图文互补的创作特点,是黄永玉早期木刻创作里最独特之处。

如云漂泊的动荡岁月,颠沛的生活与热爱的木刻持续进行着。1948年,黄永玉与画家张正宇、陆志庠等人去了台湾。为了使木刻有更丰富的表现力,黄永玉开始在速写上下功夫,这时期创作了《台湾牛车》《台湾按摩女》等作品;几个月后,黄永玉坐船离开台湾,定居在香港九龙一个叫做“狗爬径”(后改为“九华径”)的偏僻村子里。这个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在1946年至1949年期间,会聚了许多像黄永玉这样为躲避内战而逃亡香港的内地文人。据资料显示,除黄永玉外,先后在狗爬径居住过的作家、诗人、画家等文化人士有端木蕻良、方成,楼适夷、黄薇夫妇,臧克家、郑曼夫妇,蒋天佐、陈敬容夫妇,巴波、李琪树夫妇,考诚、殷平夫妇,李岳南、叶筠夫妇,以及阳太阳全家、王任叔(巴人)、卞之琳、杨晦、耿庸、余心清、单复、朱鸣冈、顾铁符等人。黄永玉从不敢松懈手中的木刻,他与端木蕻良在香港《大公报》副刊合作的“狗爬径山歌”诗配图专栏,也成为了后来的经典。

1953年,黄永玉结束了多年的漂泊生活,受邀回到中央美术学院参与版画系的筹建。这时期,黄永玉不仅在徐悲鸿院长的号召下进行素描训练,研究苏联等西方那种细腻、精确的木刻技法,还被派往荣宝斋学习传统木刻水印技术。身处新旧更替的变革点,而立之年的黄永玉尝试在新兴版画创作与教学中寻找到更深层次的表达语言,不断拓宽了新兴木刻的审美与维度,版画风格逐渐倾向于一种浪漫美学范式的回归。这时期,不管是受外交局委派去云南额勺依村考察创作的《阿诗玛》全套木刻,还是几次赴东北小兴安岭创作的“森林系列”作品,他运用手中刻刀愈发娴熟,木刻线条活泼流畅,刀工纹路丰富细腻,疏密节奏,颇具韵律。

进入上世纪60年代后,黄永玉也迎来了自己版画生涯的成熟期。曾经为贫瘠生活增加点缀的那扇破落花窗,刻下了漫山遍野怒放的春花,呼啸的繁华,隐秘的森林,雀跃的人儿,最终定格为一幅幅震撼人心的画。创作于1961年的代表作《春潮》(又名“打鲨鱼”)是这个时期的经典之作,一条跃出海面的巨大鲨鱼占据了整个画面的接近一半,远处一艘象征性的小船上有两个翻滚于海浪中的捕猎者,丢出的长矛以及缠绕曲折的线将两个对象巧妙结合了起来。这种极具装饰性的版画语言风格与注重形式感的创作观念经过历史的坎坷与磨砺后愈显独特,不仅完善和深刻了中国新兴木刻的形式与内涵,也为当时的版画界带来了一股新风。

转眼80多年已过,如今黄永玉手中积累的木刻板子已达到400余块。这些饱经沧桑的木刻板子,跟随着他经历过战乱与流浪,漂泊了一生,如其所言,宛如他的“历史骸骨”一般。这位97岁高龄的老者,经历过旧社会的苦楚,辗转过烽火时代的分离,见证过新世界的诞生,也走过曲折而平实的旅程。他在本子里写下感慨:“我怎么活过来的?要不看到这些木板,我几乎忘记了。唉,千山万水贴着肉的、贴着肉的什么呢,贴着肉的骨头吧!”如同刻木刻一般,黄永玉深植于生活的沃土之中,一步步践行着自身独特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实践,以刀入木,绽放出一朵朵精彩的艺术之花。

编辑:荷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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